这段历史承载着我军对起义部队的成功改造与塑造,是一段光辉而充满挑战的历史。解放战争到新中国建国初期,我军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改造了188万起义与投诚的部队,虽然这段历史波澜壮阔,但在影视作品中却较少被提及。回顾这段历史,我们不难发现,那个时期的情况复杂且多变,许多局面比战场上的枪林弹雨更加令人心惊。
1949年9月25日,陶峙岳和包尔汉两位西北军政高层人物,携近十万大军通电起义,将其所属部队改编为解放军22兵团。原西北野战军第6军第16师47团团长王季龙,被派往22兵团第9军26师担任师政委,负责这支队伍的改造工作。尽管王季龙早有充分的心理准备,但当他带领一批干部首次到达该师时,却被一层看不见、摸不着的“铁墙”挡在了外面,起义军官的态度和行为令他感到困惑。
当王季龙刚到达部队时,起义的军官们表面上恭恭敬敬、和气十足,但实际上,一部分军官内心对过去的“美好时光”心怀留恋,甚至幻想蒋家王朝能够东山再起。更有一些潜伏的特务,依旧按照美国军队的反起义指示,散播谣言,试图煽动军人反叛。大批参加起义的士兵也被这些消息左右,一些士兵面容愁苦,心中充满疑惑,情绪低落。
展开剩余77%有一名排长,观察到我军派来的连指导员穿着简陋,生活极其艰苦,但仍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,他百思不得其解。特别是冬季的严寒中,指导员和士兵住在同样简陋的房子里,没有任何取暖设备,床铺也极其寒酸,一切看起来都与常理不符。这个排长忍不住在一次集会上问:“常言道,‘做官是为了吃穿’,你们怎么能忍受这种艰苦的生活,连个太太也没有,日子过得如此艰难,你们究竟图的是什么?难道你们真像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里描写的那样,把自己炼成了钢铁?”
在今天,我们对人民军队的艰苦朴素、官兵平等的精神已经很熟悉,但在当时的起义官兵眼里,这种精神几乎是不可理解的。面对这个排长的疑惑,指导员语重心长地解释道:“如果我们从内地来到新疆,是为了捞官发财,那我们与蒋军又有什么区别?我们是为了百姓,吃苦、受累、流血牺牲,才是我们军人的本分。”这个排长的内心有所触动,但他的思想并没有因这短短几句话而立刻发生转变。
在接下来的培训中,王季龙和他的团队屡次遇到质疑,部分士兵和军官不断起哄,扰乱课堂秩序,局面变得异常复杂。尤其当他们看到我军干部的穿着与形象时,一些旧军官在私下里讽刺我军干部,称他们是“伙夫头”。这种敌视和嘲笑的态度使得改造工作更显艰难。
面对这种复杂局面,王季龙意识到改造工作远非一蹴而就。他果断地暂停了课堂,并迅速调整了授课内容和方式。新一轮的讲课,王季龙从家庭背景、个人出身谈起,详细讲述了保甲制度和为谁而战的问题。他通过真实的例子,让起义士兵们看到真相,揭示出谁是朋友,谁是敌人。许多士兵被深深打动,痛哭流涕,并且表示:“你们让我们认清了真相,让我们明白了我们的责任。”那些旧军官则显得非常沮丧,不再言语。
这种深入的思想教育,帮助了大量士兵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方式,也让王季龙更加清楚地意识到,改造工作需要深入人心,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。在王季龙的推动下,一场轰轰烈烈的诉苦大会在部队内部展开,经过这场深刻的洗礼,许多士兵在心灵上得到了净化,纷纷写下血书,誓言“要报仇雪恨,要战斗到底”。一些有爱国思想的旧军官也悔恨不已,向士兵们请求宽恕,并表示要通过立功来赎回过错。
更让人惊讶的是,这些曾经迷茫的起义官兵,主动揭发了潜伏在队伍中的特务,彻底铲除了那些图谋破坏的顽固分子。在思想改造的同时,王季龙还组织了军事干部的轮训,对部队的各级领导进行了系统的教育,要求他们摒弃过去的腐化思想和不正之风,树立起新的军事道德。渐渐地,一股充满正气、积极向上的风气开始蔓延。
其中,一位接受改造的连长在快板中唱道:“起义前,思想乱,五花八门一大串;当面拍,背地上,拉亲戚讲情面,升官发财挂口边。起义后,思想变,知敌我,划界限;爱学习,喜生产,有思想,讲观点,斗志昂扬立场坚。”这种转变,不仅仅是对士兵的影响,也深刻反映了部队内部的蜕变。
最终,在王季龙和其他干部的共同努力下,26师的起义官兵们彻底脱胎换骨,变得积极进取,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。曾经忧心忡忡、对未来充满迷茫的旧军官们,也渐渐找到自己的方向,积极响应上级号召,投身到新疆的生产建设中。在经历了一年多的艰苦奋斗之后,这些曾经为“吃粮”而入伍的士兵们,用双手改造了戈壁滩,收获了丰收,助力新疆的粮食生产。
1950年9月25日,在庆祝新疆起义一周年的盛大场合上,第26师、第9军和第22兵团全体官兵光荣地接受了授予的军旗,象征着他们从一支投诚的军队,转变为一支新中国的建设力量。在八一军旗的指引下,这支部队不仅保卫了祖国的边疆,还投身于艰苦的生产建设,成为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部分,成功将荒凉的戈壁变成了生机勃勃的棉海粮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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